《鸟人》（Birdman）是墨西哥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执导梅尔伯恩联客场逆袭获胜的一部喜剧片梅尔伯恩联客场逆袭获胜，讲述一个过气的超级英雄演员，企图借百老汇咸鱼翻身的故事。今天的文章是王芫校友借分析电影《鸟人》和影片中涉及到的雷蒙德卡佛的小说，来探讨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

　　电影《鸟人》里有一台话剧，这台话剧改编自雷蒙德·卡佛的小说。为什么是卡佛呢梅尔伯恩联客场逆袭获胜？导演英纳瑞图解释说这是剧情的需要：“我觉得将卡佛小说改编成话剧是愚蠢的，是一个不懂戏剧的无知（ignorant）外行才会干的事。如果卡佛在世，他会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坏主意。”

　　电影中的无知外行就是里根·汤姆逊，一个二十年前曾经饰演过“飞鸟侠”的过气明星。为了重振雄风，他从好莱坞来到百老汇，自编自导自演，甚至将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出去。他签下了才华横溢、反复无常的演员迈克。他期待着与迈克一起上演精彩的对手戏。

　　

电影《鸟人》剧照

　　可是，原著小说里有对手戏吗？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里面有四个人物：“我”、“我”的妻子劳拉、“我”的朋友梅尔和他的妻子泰莉。“我们四个正坐在他家的厨房餐桌旁，喝杜松子酒。”典型的卡佛极简主义风格，没有多余的描写，只有一句紧跟一句的交代：“我们那时住在阿布奎基，但我们都是外乡人。”

　　里根从好莱坞闯进百老汇，也是外乡人一个。

　　小说以“我的朋友梅尔正在讲话”开篇。梅尔说：真正的爱都是在精神层面的。

　　这时泰莉提起了她的前男友艾德。当她跟艾德分手的时候，艾德威胁要杀了她。泰莉问大家：“碰上这种爱你能怎么办呢？”梅尔反驳说：“这不是爱。”泰莉坚持说：“他也许是个疯子，但他的确爱过我。”两人陷入争论，于是梅尔请“我”来评理。“我”说：“你问错人了，我又不认识那家伙。我说不上来。你必须知道些具体情况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懂你的意思，你想说爱是纯粹且绝对的事物。”

　　卡佛的原文是：“love is an absolute”。Absolute，一种拥有独立起源与存在的事物。不与其它事物相关联，不受人类控制。

　　“我”的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既然爱是“纯粹且绝对”的，不与其它相关联，那么“我”还需要了解哪些具体的、相对的情况才能回答梅尔的问题呢？显然，当我们在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在谈的是什么。

　　那么梅尔知道吗？梅尔只知道爱不是什么：“我说的这种爱是，我说的这种爱是，你不会因为爱去杀人。”

　　我们第一次在电影《鸟人》里看到这部话剧的时候，里根正在为这句台词无法得到合适的表现而郁闷。扮演梅尔的蹩脚演员先是用歇斯底里的语气喊道“你不会为了爱去杀人”，然后极其不自信地问里根：“你觉得怎么样？我只是想表现出我的情感跨度。”言外之意是：怎么样我都可以演，你只要挑一种告诉我。但问题在于里根自己也不知道这句台词应该怎么表达，他只知道这不是他想要的。

　　不仅里根不知道，作为观众的我也不知道。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小说的艺术》（How Fiction Works）中讲到：“那种（小说）叙事可以给出一个生动的人物，而不必给出一个生动的个体。”（The narrative can give us a vivid sense of a character without giving us a vivid sense of an individual.）卡佛写的就是这种小说。我在读小说的时候，从来都没想过梅尔应该穿什么衣服，身高多少，体重几何。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梅尔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讲出这句话。

　　卡佛是真正的极简。不仅自己不写，也从不引导读者朝那个方向去发挥想象。也许这就是卡佛无法被搬上舞台的原因？要把卡佛的小说搬上舞台，你总得用有血有肉的演员来把那些台词落到实处，很容易露出破绽。

　　

雷蒙德·卡佛

　　转机来了，一个叫做迈克的演员前来试演。迈克先是拼了全力，好像吵架似地说：“我说的这种爱是，我说的这种爱是”，然后突然头一低，无奈而疲惫地说：“你不会因为爱去杀人。”奇迹发生了。我的眼前一亮。对呀，我理解的卡佛不就是这样子的吗？一切过去，只剩疲惫，却并不比以前懂得更多一些。

　　想必里根也是眼前一亮，所以他才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留下迈克。但是，对手戏到底在哪儿呢？

　　整篇小说里，这四个人自始至终围坐在餐桌旁，一杯接一杯喝酒。偶尔议论下一会儿去哪里吃晚饭，但直到小说结尾也没动身。天黑了，甚至没一个人站起来去开灯。

　　这样一篇连场景都不曾转换的小说，行文中却有多处空行。这些空行的作用是什么？我以为它们在提示着时间的流逝。如果小说改编成电影，这些空行就相当于淡出淡入。“我”一边听那对夫妇讲话，一边跟劳拉做着些亲昵的小动作…淡出…淡入…泰莉说：“当我离开时，他喝了老鼠药”。

　　小说里的“我”基本上就是梅尔的听众。那么在舞台上，演“我”的里根又该如何与演梅尔的迈克抗衡？答案由接下来的预演揭晓。我们看到里根走到舞台边缘，追光将他凸现出来，他对着观众念了大段独白，讲述了一对出车祸的老夫妇的故事。

　　不对呀，在小说中这段故事是梅尔讲述的。梅尔是心脏科医生，不过在读医科之前上过五年神学院。老夫妇的故事系他在工作中亲历。难道里根的改编就体现在这种地方？

　　难怪预演结束后，当里根和迈克在后台大打出手的时候，迈克要指责里根：“你把台词都给了自己。我有什么？”

　　但迈克有自己的怪招儿。当然，他也许并不是为了抢风头，而只是受到表演方法的驱使。因为据说，他是一个“方法派”演员。他一会儿在舞台上喝真酒，一会儿又要在舞台上强行与演他妻子的女演员作爱。他的出格行为（或精湛演技）使他登上了第二天报纸的头版。

　　里根的一切努力——自编自导还押上了自家房产——在报纸上统统不见提及，那一切都只不过成了天才演员迈克得以脱颖而出的背景。

　　打击接二连三，倍受挫折的里根和他扮演的另外一个角色艾德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认同。

　　在小说中，艾德只是活在梅尔和泰莉的讲述里。他是一个更加简略，更加扁平的人物，其生平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泰莉把他甩了，他先是威胁要杀掉泰莉，然后自杀了。但在电影里，里根却试图将艾德具象化。舞台上，里根扮演的艾德揣着一把枪来到梅尔和泰莉住的地方，对着床上的泰莉绝望地大喊：我渴望爱，我一直想变成另外一个人，可我做不到，我没法变成一个我不是的人。

电影《鸟人》剧照

　　我不能变成非我，或者我心目中真正的我，这是里根所理解的艾德的绝望，也是里根自己的绝望所在。他曾经靠出演超级英雄创造过自己的辉煌，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街头认出他来并要求与他合影。他内心中的“飞鸟侠”从未死去，一直在召唤他重拾旧河山。但他一再地对“飞鸟侠”说不，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演员，真正的演员，不是那种只会出演类型片的明星。

　　也就是说，里根之所以看中《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因为艾德这个人物，他要借诠释这个人物的绝望来表达自己的绝望。

　　在卡佛小说里，梅尔说：“没有人知道他（艾德）为什么要自杀。我见过很多自杀的人，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得清自己为什么自杀。”这句“诊断”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有千钧之力。但在话剧里，里根为艾德的自杀找到了确凿的理由，正如英纳瑞图在电影里指出了里根自杀的原因。这样的处理在我看来是弄巧成拙，非要把抽象的落到实处。

　　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鸟人》偏离了卡佛。卡佛的主题是不可知，而英纳瑞图着力描写的是不可为。卡佛给读者的感受是“不明觉厉”，英纳瑞图给观众的感觉是这导演“棒棒哒”。

　　在最后一场预演之前，里根经受了两场打击。一场打击貌似正面实则负面：因为一个事故，他不得不身着内裤穿过时代广场，从剧院的后门绕回到前门。这桩花边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病毒式传播，让里根的知名度大大提高；另一场打击来自掌握着百老汇戏剧生死大权的剧评人。该剧评人直言不讳地说：我要杀死你的戏。你不是个演员，只是个明星。你这种人不好好演电影，非要跑到百老汇瞎掺和。我恨你及你代表的一切。

　　里根一步步走向绝望的路径是如此之清晰，这和卡佛小说扑面而来的虚无主义气息背道而驰。我在本文开篇引用过英纳瑞图的访谈，在访谈中他解释说：选择改编卡佛正是因为卡佛不可能改编，只有这样才能给里根设计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我认为英纳瑞图所谓的“不可能”指的还是技术上，比如卡佛的小说缺少完整的故事，没有足够的戏剧冲突，等等。在思想上，英纳瑞图肯定自信他能够理解卡佛。

　　英纳瑞图从《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中读出的是那种众说纷纭，众声喧哗的无序，而这种无序曾是英纳瑞图的电影主题之一。别忘了，他拍过一部叫做《巴别塔》的电影。

　　而当卡佛问《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时，他表达的不是无序，也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而是生活本身没有意义。

　　可是“生活没有意义”这个主题怎么能用电影来表现呢？就算导演有能力，投资商还不答应呢。投资商之所以不答应，自然是因为吃瓜群众不买账。于是，“生活没有意义”这个主题，就成了作家的专属领地。

　　

　　王芫，1966年生于北京，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学专业，后转入中文系文学专业。2000-2005年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出版有《什么都有代价》、《幸存者》、《口红》、《路线图》等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集。现居美国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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