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说到梅汝璈，知者也许甚少，但提到南京大屠杀及八年抗战史，想必只要是身为华人都应该是熟捻于心的。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争结束后，由国际社会正式组织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主要的战争责任者加以审讯和制裁，1946年2月，梅汝璈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在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他坚毅果敢，有胆有识，刚正不阿，不辱使命，为维护民族尊严、伸张国际正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50年，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特别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近3年，对侵略纽伦堡陷入降级区，面临艰难挑战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激他。”

　　

　　值得自豪的是，这么一个在国际法庭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就是纽伦堡陷入降级区，面临艰难挑战我们南昌人。梅汝璈，1904年出生于青云谱朱姑桥梅村，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等诸多方面有出色表现。

　　

　　1946年2月，梅汝璈身负祖国重托，心系同胞血泪，踏上东瀛之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法官一到齐，便出现席位之争，梅汝璈清醒地认识到，法官的座次关乎一个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

　　

　　他提议按照日本投降书上的受降签字顺序来安排法官席位，并幽默地说，“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但当开庭前一天预演时，韦伯庭长突然宣布座序为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梅汝璈当即坚决抗议，愤然脱下法袍，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英美派居中的必要。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也就没有今日之审判。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寸步不让，凭着决心、勇气和智慧，终于赢得了第二把座椅的胜利和各国同行的刮目相看。

　　

　　二战结束后，中国虽然一跃而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仍然常常遭到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梅法官深知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维护。

　　

　　同法官座次问题一样，要不要把日本军政首脑们在决定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对中国和亚洲各国实施侵略战争政策的行为作为犯罪行为予以起诉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的牺牲、遭受的损害和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该不该被忽略、被淡忘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

　　

　　经过多次激烈争论和积极争取，国际检察处采取了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这一较合乎逻辑的主张，并采纳了梅汝璈将“南京大屠杀”在判决书中单设一章予以说明的建议。他在法官会议上愤怒申言：“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砍去四肢、割去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此种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

　　

　　法庭进入最后量刑阶段时，11国法官发生了重大分歧，来自已废除或部分废除了死刑且没有遭受日本侵略者过多荼毒的国家的法官，当然不可能轻易赞成适用死刑，梅汝璈从投票表决前的争辩态度中看出，力主死刑的法官人数还不过半，严峻的形势使他寝食难安，急白了头发，他日夜与各国法官磋谈，分别做说服争取工作，最终6票对5票，以1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等7名首恶分子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多年以后，梅法官在一篇文章中如是说，他之所以坚决主张对日本战争元凶适用死刑，不是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而是为了伸张正义，对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亿万同胞——包括生者与死者——有所交待，否则，他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东京审判历时2年零7个月，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000页，判决书1213页，耗资750万美元）、证人证据众多（控辩双方共举证4336件，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语言翻译困难（庭上全部起诉、辩驳、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言进行，有时还必须加上中文和俄文），规模超过对德国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社会司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审判。

　　

　　梅法官与助手通力合作，“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大量的取证、鞫讯工作。由于受英美法系诉讼程序的影响过深，加上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等原因，东京法庭常为一些人为因素阻挠，并出现了辩护机构庞大、辩护律师众多的畸型现象，几十名被告律师利用“英美法”节外生枝，信口雌黄，有的采取拖延战术，有的提出无理要求，梅法官在愤恨难忍的同时，告诫自己要镇定，他常自言自语：“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28名甲级战犯中7人被叛处死刑，16人被叛处无期徒刑，2人被叛处有期徒刑，2人已于庭审过程中病死，1人因患精神病而免于起诉。判决结束的当天，梅汝璈在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说：“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梅汝璈在东京法庭上的行为，表现了中国法官的国格，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炎黄子孙的才华。1948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他却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到任。新中国成立后，梅汝璈出任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法学会理事，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遗憾的是文革期间，梅汝璈先生受到冲击，所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因此未能完成，1973年病逝于北京。

　　

　　今天去青云谱朱姑桥梅村，梅汝璈先生当年出生的祖屋、读书的书屋、玩耍的后花园依然还在。梅氏在南昌是一望族，其先贤梅福乃西汉南昌尉，高风亮节且不畏权势，曾向王莽谏言，南昌市现存的梅岭、梅仙祠、梅湖都因梅福而得名，清中期梅氏出过三位进士翰林，近代则有包括梅福63世孙的梅汝璈在内的三位博士。

　　

　　梅村现存明末清初的古建筑有七幢，结构严谨且连成片，从建筑结构上看，五世其昌、四水归堂、四季平安、美好如意等玄机妙喻触目皆是。

　　

　　缅怀这位刚正不阿、不辱使命的中国大法官，将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及国际审判这些历史铭记于心，却是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忽视的。为纪念梅汝璈先生及生平事迹，南昌市青云谱区政府已修复了“梅汝璈故居”。

　　

　　使之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祈望能尽快成为感受良知、保存正义的名人纪念馆。

　　

　　

　　梅汝璈的一生

　　1904年11月7日，出生于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12岁时考取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到北京求学8年，1924年秋天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回国后从事数学、写作、编辑、翻译工作多年，并在当时政府的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

　　

　　1946年4月至1948年12月，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代表中国审判日本战犯。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梅汝璈在东京公开发表声明辞职。一年后，辗转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欢迎。

　　

　　1950年，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特邀全国政协委员。

　　

　　1973年4月23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链接：别让历史蒙尘，“东京审判”战犯定罪现场全记录

　　“东京审判”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这些人中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和亚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

　　

东京审判庭审现场▲

　　东京大审判节选

　　作者/黄鹤逸

　　入冬以来，东京的天气一直晴好。早晨起来，屋瓦上、树叶上、街上都铺了一层白霜。太阳，像疲惫不堪的长跑运动员，脸色苍白，毫无热气。等到霜全融了，它也开始西沉了，虽然没有风，但空气是冰凉的，使人的肌肤感到有种明显的钻透力。

　　秋去冬来，随着气候的逐渐变冷，随着国际法庭对甲级战犯的审判步步深入，人们老远望着市谷高地，有一种冷面寒铁感油然升上心头！

　　现在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国际法庭的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将对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受到起诉的四十六人的审讯结果和判决方案，向麦克阿瑟、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代表阿塞尼斯基、远东委员会代表普迪吉和十一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做一次集体汇报。无疑，这又是一个庄严的日子，令人难忘的日子。

　　上午九点，在庄严的军乐声中，与会者和一百二十多名新闻记者鱼贯进入会场。

　　九点过十分，军乐声停止，基南起身宣布开会。他说：

　　“我谨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体同仁，对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对阿塞尼斯基先生和普迪吉先生，对十一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光临今天的集体汇报会，表示欢迎和感谢！”

　　他带头鼓掌后接着说：“国际法庭依法逮捕战犯嫌疑犯九千一百六十八人，其中有四十六人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由国际法庭直接预审和起诉。经过预审定为乙、丙级战犯被引渡去各受害国接受审判的为六千六百七十六人，有二千八百四十六人不能立案，已由国际法庭释放。根据各受害国军事法庭向最高总司令部的判决备案报告统计，被引渡的六千六百七十六人中，有一千二百二十五人被判处死刑，一千一百五十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千三百四十九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长为二十五年，最短为五年。不能立案的为二千八百四十六人，已由各国军事法庭释放或正准备释放。”

　　他提高嗓子说：“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与日军作战的各同盟国有五千六百多万人丧生！而我们，加上被定为甲级战犯即将被处死的七人，总共才一千二百三十二人，我们够宽宏大量的了！在场的各国记者先生们，你们说是不是？”

　　“是，是，是！”一百二十多个新闻记者激动地承认这一事实。

　　基南很兴奋：“国际法庭从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开庭，开始对一批甲级战犯嫌疑犯进行预审和起诉，至今已有两年半时间了。被告人数之多，案情之大，时间之久，这在世界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我认为，我和我的五百同仁的工作是忘我的，是严肃认真的，是不是这样，敬请最高总司令、两个国际组织代表和各军事代表团团长进行检验。”

　　他望了望坐在他左边的韦伯：“下面，请国际法庭审判长韦伯先生，对在押的甲级战犯嫌疑犯的审讯结果和量刑意见做详细汇报，敬请审定。”

　　韦伯打开汇报材料的第一页，开始汇报：

　　“为了使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克服了面临的重重困难，做了周密而细致的调查工作，终于掌握了大量的人证物证。在审判过程中，收到了七百七十九名证人的证明材料，有四百一十九人出庭作证，受理作为证据的文件有四千三百三十六件。”

　　他又翻了一页汇报材料：“对甲级战犯和部分丙级战犯的审讯，前后开庭八百八十次，审讯记录长达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二页，判决书长达一千二百一十三页。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审讯记录，随乙、丙级战犯送往各受害国，供他们量刑时参考。”

　　韦伯继续说：“甲级战犯嫌疑犯原为四十六人，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在被押期间因病死去，大川周明至今精神失常，失常的程度已到了每天一丝不挂和吃自己屙下的大便。其余的四十三人，判处死刑的七人，判处无期徒刑的十六人，判有期徒刑的二人，不能立案准备释放的十八人。因为判决书初稿已于五天前呈送最高总司令、两个国际组织代表和各军事代表团团长，这里只简单说说他们的身份和主要犯罪事实。”

　　他说，应判死刑的是：

　　东条英机，六十五岁，东京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相、内务相、首相和参谋总长，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广田弘毅，七十一岁，福冈人，历任驻苏联大使、外务相和首相，是侵苏战争、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土肥原贤二，六十六岁，冈山人，陆军大将，是窃取同盟国各国军事和经济情报的间谍头目，策划伪满洲国的首要分子；

　　坂垣征四郎，六十四岁，岩手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相、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鲜军总司令、第七方面军总司令，其罪行与东条英机同；

　　木村兵太郎，六十一岁，琦玉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省次官、驻缅甸派遣军司令，是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松井石根，七十一岁，爱知人，陆军大将，历任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是南京大屠杀首恶罪犯；

　　武藤章，五十七岁，熊本人，陆军中将，历任陆军省军务局长、驻华中派遣军总参谋长、第十四方面军总参谋长，其罪行与木村兵太郎同。

　　应判处无期徒刑的是：

　　木户幸一，六十岁，东京人，历任文部相、内务相、厚生相和宫内大臣，积极参与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策划。

　　韦伯说到这里，麦克阿瑟打断他的话说：

　　“我看只说说这些人的身份就行了，这还是为了照顾在座的记者先生，不然只念念名字就可以了。至于战犯的罪行，无非就是策划伪满洲国独立、侵苏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以及任意纵兵杀人罪。如果判决书初稿还有多余的，散会后送每个记者先生一份。”

　　基南说：“报告最高总司令！有多余的，可以。”

　　“好！下面只念念这些人的身份。”韦伯说，判无期徒刑的还有：

　　平沼骐一郎，八十二岁，冈山人，历任首相和枢密院议长；

　　贺屋兴宣：六十岁，广岛人，曾任大藏相和华北开发公司总裁；

　　岛田繁太郎，六十六岁，千叶人，海军大将，曾任海军相和军令部总长；

　　白鸟敏夫，六十二岁，东京人，曾任驻意大利大使。

　　韦伯说：“这里需要说明一句，白鸟是日德意三轴心国联盟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还有大岛浩，六十三岁，歧阜人，陆军中将，驻德国大使，其罪行与白鸟敏夫同。”他接着说的是：

　　荒木贞夫，七十二岁，东京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相和文部相；

　　星野直树，五十七岁，东京人，历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内阁书记官长和企划院总裁，战时财政的推行者；

　　小矶国昭，六十九岁，山形人，陆军大将，历任朝鲜总督、拓务相和首相；

　　畑俊六，七十岁，东京人，元帅，历任陆军相、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第二总军总司令；

　　梅津美治郎，六十七岁，大分人，陆军大将，历任关东军总司令、参谋总长；

　　南次郎，七十五岁，大分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相、关东军总司令、朝鲜总督；

　　铃木贞一，六十一岁，千叶人，陆军中将，兴亚院政务长和无任所大臣；

　　佐藤贤了，五十四岁，石川人，陆军中将，曾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桥本欣五郎，五十九岁，福冈人，陆军大佐，曾任奉天领事馆领事，发表过大量鼓吹侵略战争的专著和论文；

　　冈敬纯，五十九岁，东京人，海军中将，曾任海军省军务局长和海军省次官。

　　韦伯说，判有期徒刑的是：

　　东乡茂德，六十六岁，鹿儿岛人，历任驻德国大使和外务相，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重光葵，六十二岁，大分人，历任驻英国、汪精卫政权大使和外务相，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韦伯接着说：“不能立案准备释放的有原内务相安倍原基、后藤文夫、安藤纪三郎，情报局总裁天羽英二，大东亚相青木一男，驻汪精卫政权大使本多熊太郎和谷正之，石原产业社社长石原广一郎，法务相岩村通世，通商相岸信介，儿玉特务机关长儿玉誉士夫，黑龙会会长葛生能久，驻中国派遣军第一任总司令西尾寿造，国粹大众党首领笹川良一，驻西班牙公使须磨弥吉郎，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军事参议官高桥三吉，递信相寺岛健。以上共十八人。”

　　他环视一周，最后说：“我的汇报完了，敬请审定。不妥处和遗漏处，请基南先生纠正和补充。”

　　“我补充一点。”基南说，“战争期间曾三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前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第一总军总司令杉山元，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天皇侍从武官长本庄繁，本已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但三人在逮捕前就畏罪自杀了。原驻台湾军总司令、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也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在逮捕前已因病死去。”

　　会场沉默片刻，麦克阿瑟两眼在墨镜后面转动两下，然后说：

　　“我对国际法庭的工作感到十分满意，请允许我代表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向东京审判集团的全体法官先生和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他起身转动着魁梧而肥胖的身躯，向坐在东西两面的法官和工作人员行军礼之后说：“刚才听了韦伯先生的汇报，两天前又看了法庭送给我的判决书初稿，我认为法庭的判决是完全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在掌声中坐了下去。

　　又沉默片刻，迪利比扬格起身说：

　　“我基本上同意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的意见，说基本上同意，由于大家所知道的原因，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不彻底的，诸如丝毫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屠杀了几十万中国人民的石井四郎却被免罪释放；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依然逍遥法外住在中国！”

　　布莱紧接着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也是不合理的！比如，畑俊六的罪行比坂垣征四郎要多要严重，可是畑俊六被定为无期徒刑，而坂垣征四郎却被定为死刑！又如西尾寿造罪大恶极却不予立案，而武藤章的罪行没有西尾严重，却被定为死刑！广田弘毅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但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南次郎更应被判处死刑。”

　　勒克莱说：“多田骏、儿玉誉士夫、葛生能久、本多熊太郎、谷正之都应该立案，多田应该判处死刑，儿玉和葛生判无期徒刑，本多和谷正之应判有期徒刑。”

　　商震也挺身而出：“从主流看，国际法庭的工作是一首正气歌，不管怎样，还是审判了二十五名甲级战犯，并与各受害国一道审判了一批乙、丙级战犯，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和平！但是，在凹凸不平的政治哈哈镜里，一些假的恶的丑的，也变成了真的善的美的。刚才，迪利比扬格将军、布莱将军和勒克莱将军提出的问题已不可能解决了；但把问题提出来，让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听听，让在座的各国记者先生听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如何做出正确的历史评说大有好处！”

　　坐在麦克阿瑟左边的阿塞尼斯和普迪吉不便说什么，两人都沉沉地点了两下头。

　　迪利比扬格又说：“我刚才说得不彻底，布莱将军和勒克莱将军说得不合理，实在不可思议！”

　　出人意外，麦克阿瑟出奇地冷静。他心平气和地说：

　　“人生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迪利比扬格将军！如果一切都可以思议，就不存在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就不存在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不存在有今天的集体汇报会。是吗？将军阁下！”

　　“我不再说什么了，因为国际法庭的工作该结束了！这些问题留给后人去评说，去揭破吧！”迪利比扬格说，“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也是无情的。”

　　“基南先生，韦伯先生！”麦克阿瑟握着烟斗的手向对面的基南和韦伯一伸，“那就让我们在那个极乐世界等待历史的评说吧！”他怪笑一声。

　　韦伯苦笑着，心想：你怎么把我也拉在一起？如果历史评说我，只能说我这个审判长形同虚设，只能说我斗争不坚决！

　　气氛僵持了好一会，基南转过话题说：“下面，提两个问题请诸位决定：一是对判处死刑的七名战犯，是执行枪决还是施以绞刑？二是他们的尸体火化后，骨灰交不交给他们的遗属？”麦克阿瑟说：“被纽伦堡四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德国战犯是绞死的，也用绞刑好了。至于死者的骨灰，我看可以让他们的遗属领走。”

　　“不！”迪利比扬格说，“麦克阿瑟将军的第二个意见我不能同意。道理很简单，保留这些人的骨灰，日本军国主义就会阴魂不散。”

　　“迪利比扬格将军的意见很有道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荷兰、加拿大代表团团长附和这一意见。

　　说到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麦克阿瑟脸上一阵发烫。为了将问题掩饰过去，他说：“那就不保留吧！由法庭指定可靠的人秘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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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东京大审判》章节《七名罪犯上绞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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